“我很著急，‘帽子’問題誤導了年輕人，‘帽子’文化不扭轉，將帶壞一代人的學風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。

當前，很多高校教師、科研工作者為了“帽子”焦慮不已——沒“帽子”的要爭“帽子”，有了“小帽子”還要爭取“大帽子”，35歲、45歲、50歲之前分別要爭取不同的“帽子”。2024年，高校“破五唯”、科技人才評價“破四唯”分別進入第六年、第七年，在高教界、科研界的議論聲中，“帽子”問題到了一個臨界點。

為了爭“帽子”去做學問

“長江學者”“泰山學者”“芙蓉學者”……據統計，科教界有關“帽子”稱號多達上百種。相較“破四唯”，“破五唯”增加了破“唯帽子”。“帽子”以論文、項目、獎項、職稱等其他“四唯”為基礎，是“破五唯”中最關鍵的一環。

“‘破五唯’并不是完全不要‘帽子’，而是不能‘唯帽子’”。全國政協委員、九三學社江蘇省委員會副主委、南通大學教授施衛東指出，要辯證地看待“帽子”問題。國家將人才視為第一資源，人才稱號體現了國家對人才的高度重視，而科研工作者有了人才稱號這一目標追求，可以做到“不待揚鞭自奮蹄”。因此，適當規模的“帽子”人才，有助于我國科技在國際上的比拼。

然而，近年來圍繞“帽子”展開的“人才大戰”，卻造成了“帽子”問題畸形化。“帽子”人才“贏者通吃”，在科研立項、高校排名、學位點申報等各類資源的爭取上，擁有極大的優勢。

為了應對學科評估、競爭“雙一流”建設，高校不惜重金挖“帽子”人才，一些“帽子”人才又以此為資本，頻繁跳槽，給高校發展帶來重創。這也是近年來熱議的“孔雀東南飛”的一個重要表現。

2019年，時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，西部高校的人才離開了，就把“帽子”留下。希望以此來扼制“孔雀東南飛”現象。該規定固然限制了部分人才頻繁跳槽的行為，但“帽子”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治。

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胡詠梅等人發表于《北京大學教育評論》的一項調查顯示，普通青年教師與“帽子”人才的年平均工資差距達31萬元，其中東部地區高校的差距最大，達34.5萬元。

“‘贏者通吃’‘孔雀東南飛’……無形中都在鼓勵年輕人去爭取‘帽子’，就像士兵去打仗，仗還沒打，就定下目標要‘當英雄’。”袁亞湘指出，憑學問拿“帽子”本該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，安安心心做學問獲得肯定，而現在為了爭“帽子”去做學問，實際上是本末倒置了。

有些年輕人正常的成長路徑甚至都被改變了。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，一切向“帽子”看齊的路徑通常分兩步走，第一步是走行政路線，取得行政職位；第二步是利用行政職位，充分調動資源和經費。

她解釋說，爭取“帽子”往往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，多數情況下需要團隊支撐，最后“帽子”落在個人頭上。由此，還會帶來重申報、輕研究，競爭大于合作，弄虛造假、溜須拍馬等種種問題。

“帽子”萬能邏輯不成立

“帽子”萬能的背后，“實際上是把‘帽子’變成了最簡單的量化指標，而且還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指標。”樊秀娣解釋道，一些評價指標比較難區分高低，而“帽子”的區分度明顯。或者說，它的價值被不斷放大。

在學科評估、科研立項、申請博士點和碩士點等評比中，有人才稱號的高校、團隊在競爭中更勝一籌，是否有國家級人才、省級人才稱號更是直接決定了科研經費、基本待遇等的多寡。“評價簡單化，其實是數論文數量評價人才思維的延續。”樊秀娣說。

那么，“帽子”究竟代表了什么？袁亞湘指出，一些人才稱號本身只是一項基金、一個項目為了鼓勵年輕人做科研所設。為什么拿到人才稱號，就一定要獲評正教授、在各種評估中占盡優勢？“二者其實并非絕對正相關。”他表示。

袁亞湘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時發現，“在劍橋大學，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未獲評教授。這種情況在我國幾乎不可能出現”。袁亞湘的導師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，但劍橋大學并沒有因為其院士身份而給予過多的特權，甚至工資也和非院士的教授沒什么差別。

“帽子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學者的貢獻，但“至多代表的是他們曾經的學術成績，并不體現未來的科研潛力和實際成果。甚至一些學術成績，都是在過去評價方式下以唯論文數量、唯頂刊等方式得到的，而論文因存在虛假問題被撤回的情況也不少。”樊秀娣指出。

“現在很多機構都熱衷發‘帽子’，這是一個不太好的傾向。一名科學家是否優秀與取不取得‘帽子’并無實際的聯系，就像老舍、巴金、沈從文等作家，似乎沒有獲得過任何‘帽子’，但不影響他們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。”袁亞湘說。

相關部門應帶頭控制發“帽子”

在采訪中，專家們紛紛指出，“帽子”問題的產生，是行政部門、科技管理部門一邊破“唯帽子”，一邊不斷發“帽子”的結果。國家層面發“帽子”，地方競相效仿，從而導致“帽子”越發越多。

因此，“只有行政部門、科技管理部門帶頭控制發‘帽子’，才能在全國范圍內起到去‘帽子’的效果。”袁亞湘指出。

北京理工大學副研究員劉進課題組曾對我國從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等國家歸來的學術人才進行訪談，發現只有少數國家在學術職業初期，設置部分青年人才資助計劃，類似中國“帽子”的設置，但其功能僅限于資助學者啟動研究計劃，不具有任何榮譽和資源屬性。

樊秀娣對多國的情況進行調研后發現，國外行政部門幾乎不參與學術評價，所謂的“帽子”只是榮譽稱號，并不與利益掛鉤，且“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明確表示不評價人”。“科研工作者不分三六九等，本質上我們尊重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勞動及其成果、科研貢獻，而非一頂‘帽子’。”

從根本上說，人才不需要“帽子”，用成績說話就可以。但去“帽子”的路注定不容易。“眼下可以先邁出一小步，實事求是地給項目定名稱，如2024年××項目，而不是取高大上的‘××人才’名稱。其實，業內人士心知肚明，某位科研工作者某年做了某個項目，這和‘××人才’真沾不上多少邊。可以以此來達到弱化‘帽子’、獎勵成果、與利益鏈脫鉤的目的。”樊秀娣建議。

施衛東則表示，在實際操作層面，獎勵成果，如科學技術獎在地市級已不被允許組織評審；獎勵一般的論文、專利，在高校層面也被主管部門限制。

“近年來，社會上設立了很多由學會、協會、基金會等創辦的‘社會力量獎’，但在政府獎項面前，除部分獎項外，總體上含金量并不算高，水平也參差不齊，絕大多數科研工作者盯住的還是政府獎項。”施衛東說。

但這起碼是一個好的開始。“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組織、行業學會和協會，是一條更加通行的路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行政部門應及時轉變思維，首先應做到的是不要對學術予以過多的干擾。”袁亞湘強調。

此外，評估過多的背后，還有資源總量不足的問題。“給‘帽子’人才更多資源，好像顯示了對科技的重視，但普通科研工作者拿不到起碼的資源，也會導致發展困難。這就相當于打仗不顧及普通士兵的感受。我希望，在去‘帽子’的同時，可以適當提高普通科研工作者待遇、關心他們的難處，還他們一個安定的科研工作環境。”袁亞湘如是說。

來源：中國科學報